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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复亮主要事迹

1917年夏，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俞秀松、查猛济、沈乃熙（即夏衍）等28人成立浙江新潮社，出版《浙江新潮》周刊，发出了“改造社会”的呼喊。

由于受到母亲因父亲的虐待而濒临死亡的刺激和对封建礼教及孝道的腐朽本质的认识，1919 年11月7日，施复亮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了向封建礼教宣战的《非孝》一文，一鸣惊人。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评论说：“《浙江新潮》的议论彻底，《非孝》的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然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而反动军政当局和守旧者则斥骂它“大逆不道”“妖言惑众”“肆口妄谈，实属谬妄”，他们不仅查封了《浙江新潮》，而且相继做出开除施复亮，解聘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一师新派教员，引发“一师风潮”。

（图1：刊载《非“孝”》的《浙江新潮》第2期第一版）

1920年1月初，施复亮与俞秀松等同学进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3月 27 日，施复亮与俞秀松到上海后，在《星期评论》社工作，结识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不久，加入由陈独秀发起组织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了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的创建活动，并参与起草了党纲草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6月底，带了一份党纲草案东渡日本，在留学生中发展组织，同时也为了考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1922年初回国，受陈独秀委派，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进行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和筹备召开青年团一大。1922年5月5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团中央书记。1922 年 7月 16 日至 23 日，施复亮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在会上，他做了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施复亮除了忙于团的日常工作之外，操劳最多的是主编团刊《先驱》。从1922年1月15日创刊至1923年8月15日停刊，《先驱》共出版25期，其中17期都是由施复亮主编的。他不仅在《先驱》等报刊上发表了《本团的问题》等多篇指导青年团工作和青年运动的重要文章，而且还一如既往地进行著译，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

因劳累过度，施复亮主动请辞一切职务。1923 年 8月底，接受邓中夏的邀请，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

1925年“五卅”运动中，施存统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鼓励和指导上海大学学生参加反帝斗争。1926年9月，反动政府开始对上海大学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力量进行迫害和摧残。9月下旬，党组织安排他离开上海，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他还四处演讲，宣传国民革命的理论。

1927 年 2月，施复亮夫妇按照组织的安排来到武汉。施复亮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钟复光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与四川军阀杨森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进攻武汉。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任命恽代英为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施复亮为政治部主任。施复亮随军参战，负责宣传工作。

（图2：施复亮与妻子钟复光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合影，时施复亮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政治部主任，钟复光任女生产队指导员）

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30日，施复亮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悲痛中的自白》，把内心的煎熬和痛苦公之于世，并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发愿做一个单纯的革命的国民党员”。

施复亮退党后，先后加入“本社”和改组派，积极探索国民革命新的出路。施复亮主张改造国民党的希望破灭后，便毅然退出改组派，潜入书斋，著书立说。从1929年到1932年，他共出版了近30部著作和译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经验。

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洪流，并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当时的局势和敌我力量，出版了《全民抗战论》提出了“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全民抗战”“民主抗战”的主张。

（图3:1938年，施复亮（后排左二）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时合影，后排左三为丁玲）

1940年，施复亮到重庆任南方印书馆总编辑。在南方印书馆，他一边做好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边撰写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1941年1月，施复亮和夫人钟复光被南方印书馆解职。夫妻双双失业，一家人度日艰难。这时，国民党假借民意，设立所谓“民意机关参政会”，要找一些人撑门面。由于施复亮有一定声望，国民党就派人前来利诱，邀请他去参加工作。但是，处于生活窘境中的施复亮却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不久，经胡子昂、鄢公复等人介绍，施复亮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任主任，并主编《四川经济研究专刊》。从1942年1月到1946年1月，不仅出版了《经济漫谈》一书，而且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前途与中国人民的觉悟》《战后中国经济应取的政策》《稳定经济与争取胜利》等十余篇经济学文章，为使遭到战火毁坏的中国经济得以尽快恢复，他提出了一整套有价值的、可行的战后经济发展的方略和具体措施。

1945年8月21日，胡厥文、黄炎培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并议定邀请懂政治、经济的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施复亮接受邀请，积极参与筹备工作。

1945 年 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施复亮被选为常务理事。12月20日，在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施复亮被确定为言论出版组主任，负责编辑民建机关报——《平民》周刊。

为了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所属23个团体于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复亮与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等20多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了特务打手，破坏了这次会议，施复亮、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马寅初等主席团成员和特邀代表及与会群众共 60多人被打伤。施复亮受伤最重，胡子昂让出自己的小汽车，由钟复光陪同，把他送到医院诊治。当天下午，施复亮忍着伤痛，断断续续口授，由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愤怒的抗议》文章，发表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对国民党制造的惨案进行了愤怒的抗议和严正的控诉。

（图4：1946年2月10日施复亮在重庆较场口被特务打伤）

1948 年春，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国民党反动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建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响应共产党的“五一口号”。11月，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在上海的民建总会接到邀请后，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等人讨论决定，推派章乃器、孙起孟和施复亮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

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等13位民建领导成员及工商业家，勉励他们为解放上海效力。施复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加入陈毅率领的大军南下。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施复亮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施复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推举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施复亮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

（图5：图为施复亮担任劳动部副部长的任命书）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施复亮为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他十分感谢党对他的信任，表示：“我只有肝脑涂地，尽心竭力做去。”在任劳动部副部长期间，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利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在工商界的人际关系及影响，为团结、教育、改造民族工商业者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劳动部的工作，施复亮还是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等职。因此，他以劳动部副部长和民建中央副主委的双重身份，在改造民族工商业者、调整劳资关系、创建新中国劳动保障制度和宣传贯彻党的总路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6：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过 渡 时 期 总 路 线， 民 建在工商业界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图为施复亮在作学习总路线的报告）

1954年9月，施复亮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正在他想把余年全部贡献给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却因操劳过度导致半身瘫痪，不得不进医院治疗，医生要他出院后作较长期的休息。在他瘫痪后，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当面关怀过他的病情，使他深受感动。他深感自己已经瘫痪，不能正常上班，就不能再担任劳动部副部长的职务，于是，他在1954年10月主动辞去劳动部副部长的职务。施复亮从1954年辞去劳动部副部长后，一直担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为民建的发展和当好参政党尽心尽力。

1970 年11月29日，复亮不幸病逝。12月2日，民主建国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施复亮举行了“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2年5月，施复亮夫妇骨灰回归故里，安葬在源东乡东叶村。和施复亮故居一起，成为缅怀民建先辈、继承民建传统、进行会史教育的一个基地。

（图7：图为施复亮夫妇骨灰回归故里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