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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玠然：为党尽忠 为国尽责 为民奉献 

 （叶军   傅俪见  整理）

持笔从戎  投身革命

黄玠然从12岁走出山村来到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学习。1917年至1922年期间黄玠然回到家乡做小学教员，与虞梦周、施荣庆等在杭州、上海学习的浦江籍进步学生，积极向家乡引入新思想。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浦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脱下长衫，深入乡村，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

浙江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

1925年，黄玠然考入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接受进步思想，后经安体诚同志介绍，黄玠然、张新锦、张崇文等人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震撼杭州，杭州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五卅惨案后援会”，黄玠然、张新锦、张崇文等人参加了学联，发起驱逐凌士钧的斗争，在学校印发“驱凌特刊”。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驱凌运动在当时的杭州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最终，校长凌士钧勾结教育厅厅长，开除了黄玠然、张新锦、张崇文等13人的学籍。后经中共党组织安排，黄玠然、张崇文、周泽等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凝聚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求学期间，施复亮时任社会系主任，黄玠然得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瞿秋白、李季、蒋光慈、萧朴生等教导和熏陶，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和洗礼，确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

1926年4月，黄玠然、张崇文、周泽，经张崇德(张崇文兄长，上海大学党支部委员)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黄玠然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导》周刊工作，担任技术书记，参加了第一次上海工人起义。《向导》周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存在时间最长、能够连续出版的一份刊物，始终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放在首要地位，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大革命失败后，《向导》被迫停刊。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后，决定重新出版机关刊物，定名为《布尔塞维克》。“八七”会议后，1927年底，瞿秋白调任黄玠然为《布尔塞维克》编委会秘书。因为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关系，黄玠然与多名党的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 

《向导》周刊

中央党刊《布尔塞维克》  1982年6月7日，黄玠然在上海愚园路1376弄34号《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后门口，他曾在此任党刊编辑

秘密战线  临危不惧 

1927年4月至11月，中共五大前夕，黄玠然调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秘书。当时，国共合作两党关系还未公开破裂，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均设在武汉。黄玠然作为工作人员筹备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工委、农委经常召开会议，群众大会又多，活动及群众来信差不多每天都有。陈独秀既做党内工作，又搞党外工作，各种群众大会都要求陈独秀去讲话，黄玠然主要负责为陈独秀收集各方动态资料。汪精卫公开反共，国共合作破裂后，黄玠然陪陈独秀躲了几个月，掩护陈独秀隐蔽起来，保持与党中央联系，并护送陈独秀回上海。国民党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经常三更半夜查户口。当时，陈独秀、黄玠然一起经营纸张店铺，隐蔽起来。陈独秀住楼上，黄玠然住楼下出面应付事务。1927年10月接到党中央通知，陈独秀扮生意人，黄玠然扮成他的助手，从武汉乘船回到上海。受瞿秋白、李维汉委托，劝说陈独秀接受中央意见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原设在武汉的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开始建立分散、秘密的工作机关。1928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期间，黄玠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科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工作。黄玠然参加周恩来主办的省委干部训练班，具体筹划并讲授课程，参加筹办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工作，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此会议。

1931年4月24日，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泄露了大量中共情报。得到情报后，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了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聂荣臻、李克农、陈赓、李强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组织精干力量迅速行动，分头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发出警报。根据周恩来指示，黄玠然安排任弼时之妻陈琮英等人转移到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馆住下。向忠发被捕叛变后，黄玠然又协助周恩来紧急处置，立即撤离机关，并改变联络方式，黄玠然还撰写了秘密工作手册发给党内秘密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保护我党地下组织力量。

1928年秋，周恩来找黄玠然谈话， 中共中央决定让黄玠然去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工作。周恩来告诉黄玠然，秘书处的工作很繁重，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是中共中央工作的运转基地，上通下达的枢纽；要求黄玠然必须全力以赴，尽职尽责。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管中央秘书处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也对黄玠然说，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工作是一副重担，只能挑好走，不能栽跟头；否则，就会搞乱以至损害中共中央工作的全局。中共中央秘书处设文书科、内埠交通科、外埠交通科、会计科和翻译科，主要工作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收集、管理和汇兑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1929年秋，邓小平前往广西开展工作，黄玠然接任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负责党中央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由黄玠然为张闻天建立一个工作机构。黄玠然在爱文义路找了一座单幢三层楼的房子，他和夫人杨庆兰扮成房东住在二楼。张闻天来此工作后，黄玠然同张闻天一起工作、生活。黄玠然、张闻天二人就“在反动统治下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在文艺战线上怎么搞好革命统一战线？”两大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

1932年，党中央成立了上海临时中央局，黄玠然担任上海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1933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决定在上海举行一次远东反战会议。宋庆龄是远东反战筹备会主席。国民党反动派全力封杀这个会议，出动军警、特务逮捕国内外参会代表，并下令全国旅社和房产商，绝不允许给远东反战会议提供会议和住宿场所，这一度给远东反战会议带来极大困难，尤其是确定会议地址，保证会议和代表安全成为关键难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上海中央局为此专门作了研究，决定由黄玠然负责安排会场。黄玠然和组织部的同志们，经多方寻找，最终找到一处犹太人的教堂作为会议场所，确保了会议安全、胜利召开。

1933年，党中央机关迁往苏区，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黄玠然任上海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2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中央局接到情报，当晚国民党特务将对紫霞路我党一处秘密机关进行破坏，瞿秋白夫妇危在旦夕。此时的瞿秋白已离开中央政治局转到文化战线，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正团结广大作家粉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值此紧要关头，党派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通知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是日傍晚，黄玠然来到紫霞路瞿秋白住地商量去处，瞿秋白说：“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鲁迅那里。”瞿秋白与鲁迅肝胆相照，有着深厚友谊，对鲁迅十分信任。天黑时分乘两辆黄包车，前往四川北路鲁迅寓所，成功与鲁迅汇合。

统战工作  催生“民建”

1937年，黄玠然因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而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初期出狱后，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他赴山西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任山西抗日牺盟总会宣传部长。“牺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群众团体，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1939年，黄玠然因阎锡山公开反共而离开山西，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经请示同意，在国统区从事工商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章乃器开办的上川实业公司任协理（副经理）等职，协助章乃器工作。黄玠然主要任务有了解国统区的经济政治情况；宣传中共中央统战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联系和影响一批工商界上层民主人士；协助中共上海市委进行秘密情报工作。

著名的“星五聚餐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融、实业界人士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而做出的一个创举，是当时不多见的带有鲜明民族工商业者意识形态色彩的非常规民间实业社团。当时，迁川工业联合会成员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延续了星五聚餐会的传统。席间，大家交流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又活跃。因黄玠然是上川实业公司副经理，他与章乃器都是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重要活动成员。在长达2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星五聚餐会辗转各地，历尽艰难，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最终催生了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政党——民主建国会。

1947年7月，民建总会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根据形势需要开拓海外工作。会后，章乃器赴香港开展筹备工作。1947年底民建被迫转入地下，黄玠然受章乃器的委托以董事身份参与代管中国工业研究所工作，编制《上海工厂名录》、《上海工业概况》、《上海燃料动力供应情况》。

1949年2月，黄玠然加入民建 ，和何民麟一起负责民建港九分会工作，传达解放区消息、宣传中共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49年5月，黄玠然、盛丕华、胡子婴等民建会员结合上海实际，一起起草《上海市劳资关系暂行处理条例》。1949年8月，成立上海工商联筹备会。黄玠然在报周恩来批示的“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上连署签名，31个连署人中一半以上是民建会员。

奉调赴京  筹建工商联

新中国成立后，黄玠然历任华东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公司军事代表室主任秘书、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处长。1951年任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带领教职工艰苦奋斗，建设学院。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早期主要贡献是：支援抗美援朝；配合开展"五反"运动；恢复发展生产，认购国债，协调劳资关系；推动公私合营。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确定了建立工商联的基本原则。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召开之前，由中央统战部调集了一些干部，筹建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机关工作机构。黄玠然奉调赴京，担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主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工作。1953年10月，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陈叔通担任主任委员，李烛尘、南汉宸、章乃器、许涤新等13人为副主任委员。1956年，黄玠然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副秘书长。1957年8月，代行秘书长职务。1957年全国工商联与民建中常会协商后决定成立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联署办公，同年12月，黄玠然担任“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1960年2月，在全国工商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和民主建国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黄玠然当选为副秘书长，并代行秘书长职务。1962年12月，黄玠然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1979年“五老火锅宴”标志着我党对原工商业者态度的转变,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戏。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引下，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工商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11～22日在北京同时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会议选举胡子昂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荣毅仁、黄长水、沙千里等16人为副主任委员，黄玠然当选为秘书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民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民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黄玠然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